北京专科白癜风医院正派社会与正派的人
一
中国论文
那天去看电影《*原》，散场后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对于黑娃、田小娥这些二十年前让我血脉贲张、眼红心热的角色通通无感，反倒是白嘉轩、鹿三这两个古板硬气到冥顽不化的老家伙叫我感怀不已？
毫无疑问，我既不认同白嘉轩代表的纲常伦理，更不接受鹿三的杀人行径。思来想去，只有一种解释：白嘉轩与鹿三这一主一仆，尽管地位悬殊，但穷且弥坚的品性却是出奇的一致，无论大时代如何变迁动荡，也不管社会怎样信仰大破、人欲横流，在他们的眉宇间总能找到“堂堂正正，自尊正派”这八个大字。
没错，就是“堂堂正正，自尊正派”，虽然白嘉轩不能与时俱进，虽然鹿三有些愚昧甚或残忍，但是他们始终把腰板挺得直直的，试图活出一个人样来。
白嘉轩无疑浓缩了中国儒家的道德理想人格，然而，这样的正派人生绝非儒家精神的专利，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二
据说完整版的电影《*原》，最后一幕发生在鼎革之变后，已经荣升滋水县第一任县长的白孝文在群众集会上侃侃而谈，垂垂老矣的白嘉轩站在台下无声地咳嗽，在西北漫天的狂沙中，慢慢地弯下腰去。
我愿意把它视作一种隐喻。
1952年，“三反五反”期间，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清华大学做思想检查，几次下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却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代”。逻辑学家金岳霖前去探望意志消沉的冯友兰，神情激动地对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友兰喃喃自语：“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说罢，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拥而泣，涕泗交流。下午时分，冯友兰继续做检查，这位曾经将人生境界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哲人刚一开口，就泣不成声，两个小时极其沉痛的自我剖析赢得全场多次掌声，终于顺利过关。
自此以后，历经“五七”反右“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堂堂正正、传统儒家的自尊正派一路走低，直至“化作青烟，驾鹤西去”。
三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制度与人心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也开始慢慢流行。不久前在上看到一句狠话：“民主自由讲了这么多年屁用没有，要我也鄙视你们这帮讲民主的。”读罢不由心下一惊。原来，在某些没挤上车的人眼里，最该责怪的既非插队加塞的乘客，也非开黑车售假票的司机，而是那些试图重建秩序之人。
转念一想，也是，当希望一再落空，而现实又因为希望的若有若无而益发显得难以忍受，常人自会产生一种厌烦和不耐。
四
对于分分秒秒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个体来说，最大的他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无处不在并且自始至终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生活远景和性格养成的“制度”。因为没有北京户籍，所以即使拥有完整的学籍也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凡此种种，借用马格利特的观点，就是赤裸裸的“制度性羞辱”。
所谓“正派社会”，就是“制度上不羞辱所有人”的社会。对于一个民主社会，它的正派就体现在“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自由市场的羞辱”，比如“重视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等”。
我们曾经有过正派的人，他们堂堂正正，自尊正派，慎言笃行，有耻且格。但是，社会并没有保护好这些正人君子。从“三纲五常”，到“红五类”“黑八类”，再到城乡二元户籍制，总有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外。
也许时间会促成正派社会以及正派的人更多出现。
【周文燕荐自《正义的可能》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本刊有删节/童 玲图】
